《吴越长歌》的历史叙事与人文特点

大型原创历史话剧《吴越长歌》以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文献为基础，以典型化形象为载体，以“保境安民、纳土归宋”为主题，创作了一部具有历史厚度、思想深度与艺术感染力的舞台艺术。它不仅讲述了吴越王钱镠的人生传奇，更探讨了权力与民生、割据与统一、个人与家国的永恒命题。在历史剧常陷入“权谋暗黑”或“英雄神话”的当下，此剧以“民本”与“统一”为核心价值，呈现出难得的叙事格局与人文情调。

一是遵循历史真实，建构戏剧叙事。此剧在整体历史脉络上忠于史实，钱镠出身盐贩、统一两浙，修筑海塘，推行屯田，尊奉中原；其子钱元瓘被迫远赴汴梁为质；其孙钱弘俶纳土归宋……这些关键事件，均可在文献典籍中找到根源。此剧没有刻意美化或神化钱氏政权，而是通过“猫鱼之争”“王城粮荒”“丁畅贪腐”“海堤难建”等情节，展现其艰难处境、治理困境与情感危机，不仅强化了历史的厚重感，也显示了人性的复杂性。

此剧的历史观念凸显于两条核心线索：一是“保境安民”的地方治理的合理性，二是“善事中国、追求一统”的大局意识。钱镠与贯休、罗隐的对话，清晰地传递出“不称帝、不扩疆、不启战”的政治智慧，这与历史上钱镠“子孙善事中国，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”的遗训高度吻合。剧本通过钱弘俶在尾声中的独白，将“纳土归宋”塑造为一种顺应历史潮流、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的道义选择，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统一的文化基因与政治伦理。

值得肯定的是，此剧并未陷入“成王败寇”的简单叙事，而是通过钱镠的内心挣扎如忍辱纳贡、诛杀丁畅、修建堤防等多重视角，呈现了乱世中个体与家国、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，赋予历史叙事以人文内涵。

二是建立以“安民—守土—归统”为轴心的史剧结构。剧本以序幕—五幕—尾声的结构展开剧情，序幕以“空椅接旨”的象征性场景，暗示吴越政权尊奉中原、稳定乡梓的政治理念，奠定了全剧的基调。第一幕通过庆功宴上贯休献诗、罗隐出山等情节，确立了钱镠从“剑指中原”到“保境安民”的思想转变。第二幕以“猫鱼之争”引出吏治整顿、家训重申，凸显“民为邦本”的治理理念。第三幕通过“修塘危机”“丁畅伏法”等事件，展现内部腐败与外部威胁交织下的政治危难。第四幕以“射潮筑塘”的动感场面，将戏剧引入高潮，象征人与自然、政权与民心的抗阻与归依。第五幕通过“纳贡之争”带出“善事中国”的政治抉择，为尾声的“纳土归宋”埋下伏笔。尾声则以钱弘俶的独白与画外音收束，完成从“割据”到“归统”的历史闭环。此剧情节张弛有度，既有宏大场面的生动展现，也有日常人生的深切情感，更通过“金书铁券”“猫赛”“家训”等细节意象，将政治主题融入生活场景。

三是塑造有生命质感的人物群像。此剧没有将钱镠塑造成完美的英雄，而是突出其从“盐贩—武将—国王”的身份转变与政治觉悟的不断提升的过程。他得胜回乡，赏赐乡邻，显现出豪迈率性的特点，他也有纳贡称臣的深沉隐忍，还有杀伐决断的丈夫意气，在与贯休、罗隐的对话中，展现出善于纳谏、勤政爱民的政治家风范。“枕木自警”“粉盘记事”等细节，刻画了他“南方不睡龙”的勤政形象。罗隐作为“十试不第”却心系苍生的诗人，不仅是钱镠的谋士，更是文化人格的化身。他一出场就有傲骨，有锋芒，他通过“三问钱镠”提出“避祸、顺势、爱民”的政治哲学，在“猫鱼之争”中力谏惩贪安民，在“修塘危机”中推动安民固本。其形象融合了儒家的济世情怀、道家的处世智慧与文人的耿介风骨。丁畅是悲剧性的“功臣”。他勇猛忠诚，却因居功自傲、贪腐误国走向毁灭。与钱镠的兄弟情谊、战场伤疤的回忆、最终伏法的场景，构成了强烈的悲剧张力。他的命运印证了“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”的主题，也反衬出钱镠“执法如山”的政治原则。

此剧跨越钱氏三代，场景转换从临安乡野到杭州官邸再到海塘工地，空间变化丰富，形成多层次舞台呈现。戏剧冲突内外交织，层层推进。此剧追求史诗气质与江南韵味的交融。其语言风格文白相间，富有诗意，保持韵律。台词既保留了历史剧的庄重感，又融入口语化的生活气息。罗隐、贯休的诗句自然嵌入，增强了文化底蕴。此剧也运用了象征手法，“龙椅”“金书铁券”象征权力与正统；“猫”“鱼”隐喻吏治与民生；“海塘”则成为抵御外患、凝聚民心的精神图腾。“射潮”一场，将人与自然的对抗升华为人的存在性寓言，具有舞台震撼力和艺术表现力。

（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原所长，研究员，博士）

《吴越长歌》的历史叙事与人文特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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