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铁飞——组建南京地下军，发展抗日力量

【抗战亲历者口述史】

【人物小传】李铁飞，1921年出生，又名涤非。1938年7月参加新四军，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44年受苏皖区党委派遣，作为特派员前往南京，开展地下工作。1945年8月被捕，不久获营救出狱。同年10月撤往苏北华中解放区。2000年9月在上海逝世。

1944年夏秋之间，我在新四军第六师和苏皖区党委社会部工作。区党委书记吴仲超同志指令我秘密去南京组建地下军，准备里应外合，在条件成熟时举行武装起义，夺取南京。

我于1944年深秋秘密进入了南京。

地下军怎么搞？没有经验，要搞成城市游击队也很困难。根据中央文件的精神，我考虑组建地下军要从三个方面下手：一是伪军伪警，二是工人，三是学生。其中争取伪军伪警是重点，因他们手里有枪，就地争取伪军伪警，适时起义，是建立地下军的一条捷径。

为此，我打入了伪财政部卫士大队，改名为李庸夫，当了一个军械员，支上士薪饷，但具有军官身份。目的是掩护，同时管军火仓库，就掌握了大量枪支弹药，有利于组织地下军。我还乘机广交朋友，逐渐和教官以及一些带兵军官成了“哥们”。这使我不仅进一步在卫士大队站稳了脚跟，而且建立了一定的工作基础。

我还以中央大学为主要据点，在学生中开展工作。首先争取了南京青年领袖厉恩虞，继而争取了中央大学学生会会长王嘉谟。在他们周围团结了大批进步青年。以他们为主在学生中进行秘密串联，发展抗日力量，为组建地下军服务。

这时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朗，德、意法西斯已经覆灭，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一败涂地，美军已打开了进攻日本本土的通道，八路军、新四军开展了局部反攻，收复了大片国土。在苏南地区，我军控制了广大农村和部分城镇及交通要道，南京周围地区经常有我军活动。南京城里的大小汉奸惶惶不可终日，纷纷寻找出路。广大工人学生和市民群众反日情绪更加高涨，充满着胜利信心。这无疑使我组建南京地下军的工作有了更好的条件。

1945年春末，我回根据地向党组织作了一次汇报。我秘密返回南京后，仍以伪财政部卫士大队军械员的公开身份作掩护。当时的卫士大队大队长叫杨叔丹，他于日本投降前夕得知我去过新四军，突然将我逮捕。我被捕后，敌人虽然对我又骗又哄又压，伪宪兵司令甚至亲自出马对我进行劝降，但我坚不吐实。

我被营救后，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，汪伪政府作鸟兽散。鉴于客观形势，党中央决定不在上海举行武装起义，南京的武装起义当然也在停止之列。我们几个在南京的同志继续隐蔽，准备迎接新任务。（参考资料：《南京党史》总第78期）

青年说

南京市档案馆志愿者、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留学生王梓——

和平与自由不是凭空而来

初读李铁飞的口述史，是在屏幕上。文字朴实，却在字里行间透出绷紧的力量，让人下意识地放慢呼吸。那是1944年的南京——汪伪政府的首都、侵华日军的总部，岗哨林立，宪特密布。作为历史专业的学生，我过去更多从宏观叙事去理解这段历史；而在他的回忆里，则化作一段以个人为核心的微观史，让当时的南京城仿佛近在眼前——压抑、危险，却在暗处悄然涌动着中华民族的希望。

李铁飞在回忆中反复提到“信任”与“重托”。他受命潜入南京，不是为了简单的情报工作，而是要在敌人心脏里组建一支地下军，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发动武装起义。这种任务的重量，不用渲染就能感受到。

他的学生工作让我格外有共鸣。作为同样的大学生，我在想，那些当年被动员起来的人，他们在教室里讨论的，不再是课业和前途，而是国家的命运与民族的走向。这种选择，意味着随时可能付出自由甚至生命的代价。

相比之下，我们这一代的校园宁静而安稳，晨间是鸟鸣与脚步声，傍晚是操场上的笑语与灯光。新闻与历史隔着屏幕从我们身边掠过，又被日常的课业与生活冲淡；而在他们的时代，历史就站在校门外，随时可能闯进课堂，带来的是集会、斗争，甚至突如其来的别离。

作为一个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大学生，我想这些鲜活的抗战故事值得被记住，不只是为了纪念那段历史，更是提醒我们，和平与自由并不是凭空而来。有人在硝烟中用枪守护，有人在敌人眼皮底下用心维系，而正是这些隐秘的努力，汇聚成暗处的星火，照亮后人的幸福生活。

本组整理南京日报/紫金山新闻记者邹伟祝东秀通讯员周静